为期一天的紧急会议，为何对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到湖北武汉八七会议会址参观。这是他作为会议的参加人和事件的亲历者，于53年之后，再次来到现场。在重返会址之前，他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并寄往武汉。虽然已76岁高龄，邓小平仍非常激动，向现场的工作人员讲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势力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正是在这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因会期是八月七日，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的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20余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会上，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
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提出了党应当重视军事斗争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传颂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当时，邓小平正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一职，负责管理党的“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并且“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职责所在，他全程参与了八七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如今我们看到的八七会议报告和发言记录手稿，就出自他的手笔。
邓小平回忆当时，“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
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幢西式公寓，被精心挑选作为八七会议的会址。公寓地处俄、英、法三处租界结合部，前为僻静街道，后面通有小巷，位置极为隐蔽，前后均有楼梯便于疏散，一楼还有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作为掩护，并且房子二楼凉台与邻居的凉台相连，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撤离。
历史上有许多仅仅开了一天的会，但对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为期一天的紧急会议，只有八七会议。
它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及时制定出继续革命斗争的新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使党没有因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大进了一步。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
作者｜梁 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编审专家：
武市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员
张秀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梁 营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编辑｜马爱杰
主编｜陈曦 姜黎 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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